1946年，20岁的中国青年李政道到了美国芝加哥。他出生于上海的一个小康之家，但在内忧外患、风雨如磐的时代，从小学到大学，他一直没有得到完整的教育。当他快上小学时，“一·二八事变”爆发，在日本军国主义的炮火中，地处上海闸北的商务印书馆变成了灰。当他快上中学时，又来了“八·一三事变”。当他快上大学时，太平洋战争爆发，日本人全面侵占上海。1941年12月，他逃离故乡，颠沛三年，1944年到了贵州湄潭，成为“流亡大学”——浙江大学物理系的一名新生。没过多久，日本人又打到了贵州独山，李政道离开浙大，经四川转至昆明。1945年春，他成为西南联合大学物理系二年级的一名插班生。抗战胜利后，国民政府制订了原子弹研究发展计划，遴选数学、化学和物理学方面的专家和青年人才赴美做研究。经吴大猷教授的举荐，李政道获得了留学的机会，进入芝加哥大学物理系。10年之后，这位没有小学、中学和大学文凭的中国青年获得了诺贝尔物理学奖。与他一同获奖的还有另一位中国青年杨振宁。他们因在1956年提出弱相互作用下的宇称不守恒而获此殊荣。
1959年，英国科学家C·P·斯诺在剑桥学里德讲座发表了关于“两种文化”的著名演讲，他说李杨的发现是科学史上最惊人的成果之一，完全可以和1957年人类成功发射人造地球卫星相媲美。斯诺评价说：“这是一项极其漂亮而富有的独创性的成就，世人对此感到如此震惊，以致忘记了他们的思维是何等的漂亮，它使我们重新思考物理世界的某些基本原则。”
在瑞典斯德哥尔摩的诺贝尔奖颁奖典礼上，李政道和杨振宁意外地发现了祝贺的人群中有自己在西南联大物理系的老师张文裕教授。原来，张文裕教授是受周恩来总理的委派，代表新中国专程前来向他们表示祝贺的。那时候，李政道和杨振宁还没有加入美国籍（他们是60年代入籍的），他们的护照还是由当年的中国政府签发的。所以严格来说，“1957年美籍华裔科学家李政道、杨振宁获得诺贝尔物理学奖”并不很确切，“美籍华裔科学家”应该改为“旅美中国科学家”。
李政道初到芝加哥大学时，由于没有大学本科学历，照理是不能进研究生院的。但芝加哥大学颇为特殊，只要学生通读过哈特金校长指定的几十部西方文化的古今名著，并通过相关考试，没有本科学历也可以读研究生。据李政道博士回忆，他当时连这些书名和作者几乎都没听说过，更不用说对柏拉图、亚里士多德以来的西方文化思想的了解了，“我向芝加哥大学招生办公室的负责人解释：我对东方文化的名著，孔子、孟子、老子等的学说尚有些造诣，而这些东方文化名著与Hitchin（哈特金）校长指定的书文化水平相当。他们信了，觉得也有其道理，就让我先进芝大的研究生院试读。”不久，李政道成为芝加哥大学的正式研究生。1948年，李政道开始攻读博士学位，导师是物理学大师费密，世界上第一个核反应堆的发明者。费密对李政道很赏识，对李刚入学后不久，就邀请他参加他的讨论班以及家庭舞会。李政道博士说，在费密的家庭舞会上，他第一次接触到了西方文化。
在李政道进入物理学的堂奥前，中国文化背景非常浓重，只知孔、孟、老、庄，不知柏拉图、亚里士多德，这是很耐人寻味的。在他以后的科学发现和探索中，中国文化和民族智慧究竟起着什么样的作用，这又是一个很有意思的问题。C·P·斯诺说李政道、杨振宁“思维是何等的漂亮”就有着某种暗示：西方独自摧毁不了一座自己的神殿。
李政道是迄今为止第二位最年轻的诺贝尔奖得主（第一位是英国物理学家小布拉格，他25岁那年和父亲一同获奖）。他（和杨振宁）又是第一位获得世界最高科学成就的中国人。在中华民族智慧和西方知识体系之间，李政道怎样取得平衡和突破，是一个应该引起文化学界和科学界同时关注的命题。
《李政道文录》可以为上述问题的探讨提供许多线索材料。这是李政道博士第一部人文社科方面的文集，列入浙江文艺出版社《大科学家文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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